云顶国际- 云顶赌场- 娱乐城全文丨新时代县域经济学
2025-11-25 01: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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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中央工作，习都高度重视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县域治理、县级领导班子和党组织建设。2015年6月，中国成立94周年前夕，习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国102名优秀县委书记。习说，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是我们党在县域治国理政的重要骨干力量。他要求县委书记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班子的带头人。习对县域的高度重视，既来自对悠久历史的深刻理解，更来自于地方工作期间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
在河北正定，习先后担任县委副书记和县委书记，他以改革思维推行“大包干”，发展“半城郊型”经济，用活文化资源“旅游兴县”，强调“念好‘人才经’开拓翻番路”，使这个冀中平原农业县赶上了时代大潮，焕发出勃勃生机；在福建宁德，他倡导“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为当时“全国十八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的闽东“摆脱贫困”指明了方向；在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他六年七下晋江，亲自总结“晋江经验”，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在浙江，他走遍全省90多个县区，其中7次到淳安，提出“绿色政绩观”，11次到义乌，推动落实“强县扩权”，还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千万工程”，探索打造共同富裕的县域和乡村样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多次对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强调“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在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率先在县域内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县域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有力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壮大县域富民产业”。2025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着眼于提高城市对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承载能力，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小县域”正释放出“大能量”。
新时代县域经济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同时借鉴和吸收了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和理论，在总结中国县域经济建设和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在空间维度强调城乡融合、以城带乡，建立城乡一体化、县域一盘棋的规划管理和实施体制，强调县域作为城乡要素流动的枢纽作用，推动县域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最终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在产业维度强调构建特色集群，通过“有根挖掘”（升级传统产业）和“赛道抢位”（承接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研发在都市，转化在县域”的创新链融合；在治理维度强调赋予县域更大的自主决策权，激发基层改革活力，因地制宜选择发展路径，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县域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形成多元共治格局，推动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中国县域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以全国52％的人口贡献了全国经济总规模的近40％。这意味着，作为国民经济基础单元的县域经济，是中国超一半人口就业和生活品质提升的基础和保障，同时承担着扩大内需、畅通循环等重要宏观经济职能，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县域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纽带，是城市群都市圈发展的重要腹地，是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是国家生态安全、粮食安全、边境安全的“压舱石”。
“4”是指当前中国的县域经济总量占全国GDP总量的比重约40%。国家统计局编著的《中国统计年鉴2024》、民政部发布的《2023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等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中国大陆共计有1867个县域，包括397个县级市、1299个县、117个自治县、49个旗、3个自治旗、1个林区和1个特区。截至2024年，中国县域经济的总量达到54万亿元，占全国GDP的近40%，有62个县域经济总量超过千亿元。
“8”是指县域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全国占比接近80%。2025年4月，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年）》13次提及“县”，凸显了县域在农业强国建设中的关键地位。《2023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等显示，2022年县域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为75.66%，同时县域承担着全国83%的粮食生产任务，是第一产业发展的主战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东北黑土区的粮食、山东的蔬菜、广西的水果，均成为所在省份县域经济的闪亮名片。
秦岭脚下的陕西周至，利用村里老屋改造成咖啡厅，吸引很多游客打卡；不产羊毛的浙江桐乡，成为全国最大羊毛衫“集散地”；浙江义乌从沿街叫卖的“鸡毛换糖”小生意，发展成亚洲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把进口、出口、转口、内贸结合起来，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节点。展望未来，随着县域经济稳定增长、居民收入持续提升以及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日益完善，县域势必会释放出更为强大的内需潜力，是进一步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的重要领域和方向。
地处松辽平原腹地的吉林省公主岭市，不仅玉米总产量、每亩单产常年位居全国产粮大县前列，还把玉米玩出各种“花样”，形成玉米食品、玉米淀粉、玉米油等几十种深加工产品；西藏江孜开辟青稞精深加工这一高原特色产业，把“土特产”做成“大产业”；山东省曹县通过发展电商，累计吸引了包括近百名硕士、博士在内的1.2万名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县域已成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空间，也是带动农民发家致富、促进城乡融合的关键切入点。
地处黄海之滨的山东荣成通过保护海洋生态、发展海洋经济，“蓝”“绿”动能澎湃，经济发展实现“又美又强”；四川蒲江努力把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值”，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数和总收入位居全省前列。更多的县域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绿色城镇化等措施，打造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美丽县城和美丽乡村。县域经济还可以成为绿色技术创新的试验田和孵化器，实现生产、生态、生活的有机统一，为全国的绿色发展提供有益经验和示范。
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2020年12月，习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今后15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期”“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推进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县域统筹，把城乡关系摆布好处理好，一体设计、一并推进。”2022年5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新型工业化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自主创新为根本动力、以绿色低碳为生态底色、以实数融合为技术特征、以开放循环为空间形态的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以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是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以提高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为重点，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的全面振兴。只有这三者耦合互动、协同跃升，才能形成有效合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融入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之中，在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上推出了一系列开创性举措。习在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因地制宜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在202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积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壮大县域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对发展县域富民产业作出具体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壮大县域富民产业”。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县域富民产业，通常具有较强的地域特色、突出的产业集群效应和就业带动能力，需立足当地资源条件和要素禀赋结构，依赖城乡分工互补关系和经济循环，突出县域三次产业融合，最终带动就业创业、促进居民增收。打造城乡联动的产业集群，提升县城产业承载和配套服务功能，在重点镇发展加工流通关键节点，在有条件的村建设优质原料基地，把农产品增值收益留在农村、留给农民。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历经几十年的淬炼与发展，我国已培育出众多具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县域富民产业典型。比如，习多次“点赞”的县域特色产业，甘肃天水的花牛苹果、陕西柞水的木耳、广西来宾市的甘蔗、山东枣庄的石榴、福建武夷山的茶叶等。这些多元灵活的县域富民产业体系，普遍具有因地制宜、产业关联、劳动力密集、市场与政府紧密结合等关键特征，为我国县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解决城乡人口就近就业、实现共同富裕开辟了广阔空间。
2016年7月，习在宁夏考察时指出，“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欠发达地区可以通过东西部联动和对口支援等机制来增加科技创新力量，以创新的思维和坚定的信心探索创新驱动发展新路”。2017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的若干意见》，从国家层面对县域创新驱动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今年3月，习在云南考察时指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是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作。各地资源禀赋、基础条件等不同，抓产业转型升级要从实际出发，遵循经济规律，突出自身特色。
目前，中国很多县域依托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正在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赛迪方略县域经济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县域拥有22个国家级高新区、144个国家创新型县（市）、58个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试点县和示范县，创建了356家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32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部分县域研发投入强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如江苏常熟2024年研发投入强度达到4.18%。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部分县域的主要增长点，2024年浙江余姚、乐清、义乌和山东胶州等县域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已超过60%，均超过所在省份的平均水平。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县域在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条件、文化传承、生态功能等方面各不相同。2023年5月，习在听取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要求：“因地制宜发展小城镇，促进特色小镇规范健康发展，构建以县城为枢纽、以小城镇为节点的县域经济体系。”2025年3月，习在贵州考察时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这些重要指示为各地区立足自身实际，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
提升县域经济发展和县域治理现代化水平，“领头雁”是关键。习在福建工作时，曾六年七下晋江，总结提炼了以“六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为主要内涵的“晋江经验”。其中，特别强调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服务，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晋江经验”提出至今，晋江的县域经济实力持续位居“全省第一”和“全国十强”，成为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典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县域样本，这与晋江市党委政府重点当好“领路人、推车手、服务员”三种角色，践行“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的“四到”理念，密切相关。
习还特别指出，县域发展治理必须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牢牢抓在手里。党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包括村委会在内的各类社会基层组织的政治核心。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最终要靠广大基层干部团结带领群众去贯彻和实施，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也要靠广大基层干部组织引导群众去实现。一个组织一座堡垒，一名党员一面旗帜，基层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第三章 新时代县域经济学的生动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高位谋划、强力推进，规模之大、范围之广、要求之高前所未有。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0月底，东部8个省份向西部10个省份投入财政援助资金228.9亿元，协作双方互派党政挂职干部2979人、专业技术人才2.4万人，引导企业投资1409亿元，采购、帮助销售农副产品1129亿元，帮助81.5万名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这无疑为中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东中西部县区的制度性合作正激活跨区域要素流动，书写“小河有水大河满”的中国式现代化篇章。福建与宁夏的“闽宁协作”将贺兰山东麓的戈壁滩化为葡萄种植黄金带，福建企业引入滴灌技术与酒庄管理模式，宁夏永宁以土地流转政策与光照资源对接，共同打造“紫色产业”新地标，使宁夏永宁从“干沙滩”蜕变为“金沙滩”，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到12.5万亩，建成投产酒庄20家，葡萄酒年加工能力9.04万吨，带动周边务工就业近1万人。
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县域经济发展样本验证了新时代县域经济学已突破传统发展范式，展现出鲜明特色，即“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的共享机制，“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的制度创新，“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的空间重构，“把人文和经济融合起来”的双向赋能，“把发展和安全统筹起来”的底线思维。这些理论创新构建起涵盖城乡融合、产城互动、文经互促的多维发展体系，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现代化方案，为全球发展中国家破解城乡失衡、贫富分化等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
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习关于县域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重要论述的落脚点。习指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但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他还指出：“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国土空间均衡布局发展的需要，而且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要求。”
新时代县域经济的发展，以城乡关系结构变迁带动我国经济发展动力转换，通过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激发农村低收入人口内生发展动力的需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满足城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方面，发挥各县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积极融入更高能级城市的产业圈，加强了分工协作和产业融合。另一方面，通过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合理分配产业增值收益，实现了产业富民增收，将“强县根基”与“富民目标”的有机统一。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和主基调，在县域这个层面改革也是大势所趋。习指出，要坚持以改革为动力，不断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联通化、居民收入均衡化、要素配置合理化、产业发展融合化。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推动公共资源更多向农村配置，完善有利于推进“人地钱技”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自由流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不断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收入差距。
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创新事业，由于没有现成的模式，缺乏经验，出现一些问题是很自然的。习指出：“允许改革有失误，但不允许不改革。”对此，县域改革需保护大家的改革积极性，县委县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要为勇于改革的做“保护伞”。宽容改革失误，“进行各项改革，确实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难免会出现失误，一些真正立志于改革的，从大局出发，为了发展生产力，给国家创造财富，即使出现一些问题甚至错误，也是前进中的错误，是应给予谅解的。这与打着改革的旗号，搞歪门邪道，损公肥私，搞不正之风犯错误是决然不同的两码事”。同时也强调，“做清醒的改革者，明确改革目的、目标，多做调研，多加学习，密切注意外地改革经验，改革的步子要大、要稳”。运用好试点的工作方式，由一点到多点，由单项到综合，由局部到全局，成功的经验要迅速推开，偏差的地方要及时纠正，不断发展改革形势，扩大改革成果。
增长极理论是区域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增长极概念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提出，他认为某些主导部门或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行业集中于特定的区域，形成一种吸引力和排斥力交汇的增长极。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上，这些增长点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对整个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后来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发展了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强调了增长极的空间特征，认为经济空间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间之中或之上的运用，增长极在拥有推进型产业的复合体城镇中出现。 由此可看出，增长极有两个层面：经济空间上具有某种推进型产业部门的产业增长极和以积聚城镇推进经济发展的地理空间增长极。
新时代县域经济学强调“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在增长极理论的基础上，提供了工业农业、城乡发展“双向奔赴”的新思路，就是要把城镇和乡村作为一个血脉相融、地域相连的有机整体，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发展。习指出，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必须增强城市对农村的反哺能力、带动能力，做好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统筹衔接、统一部署、协同推进，绘好城乡一张图、下好城乡一盘棋，逐步实现高水平的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
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说：“过去很多‘穷乡僻壤’现在都成了‘人间仙境’，这其中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很重要。”2025年7月举行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作出部署，要求“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这些讲话深刻揭示了县域经济发展盘活乡村资源，让城乡双向融通的重要性。近年来，全国多地通过有机融合林盘、农田等要素，使农村变景区、田园变公园，探索乡村生态资源价值转化路径。同时，加强农村信息化服务平台的建设，提高农村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有效增强了乡村的吸引力、竞争力和内生动力。
县域作为中华文明的基本单元，其文化基因的挖掘与转化，正在成为中国县域经济差异化发展的关键。习强调，很多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等具有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不少乡村文化要素，既是民族记忆与地域性文化特色的重要依托，也成为产业发展、文旅创新的独特禀赋。浙江松阳县依托完整保留的百余座传统村落，成功打造“最后的江南秘境”文旅IP；福建武夷山依托茶文化与丹霞地貌，开发碧水丹山甲东南、岩骨花香冠天下、朱子理学远流传等主题的茶旅融合、研学体验等产品；贵州榕江“村超”赛事则通过足球文化激活县域活力，不仅带动本地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还通过海外社交媒体传播，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愁是灵魂。2013年，习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不仅是一种内在文化与精神诉求，也在借“逆城市化”需求重塑乡村价值，使得县域向上承接大中城市的产业转移，促进区域之间的产业融合与要素交换，同时向下带动乡村产业的一体化发展，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近年来，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带动了钢材、轮胎、玻璃、电子等一批县域零部件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推进。
把生态治理和发展特色产业有机结合起来，既让乡村保存天蓝水清的田园风光，也让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森林成为水库、钱库、粮库、碳库，更多县域挖掘本地的林、草、湖、土、花等特色资源，文旅结合，保护与发展并重，江西省婺源县依托83.67%的森林覆盖率，开发全域旅游产品，构建起“花海经济”“观鸟经济”等特色模式。中国的县域发展摆脱了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的永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成为中国对世界发展的重要贡献。
对耕地保护利用和粮食生产，习念兹在兹。在国内考察时，他常常揭开贫困户家的锅盖，了解老乡吃什么；在基层调研中，他深入田间地头，看庄稼长势、听农民心声。“在粮食问题上不能侥幸、不能折腾”“如果口粮依赖进口，我们就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2020年7月，习来到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核心示范区，调研一件头等大事——粮食生产。他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使之永远造福人民。在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各地区各部门尤其是县级政府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2024年中国粮食总产量14130亿斤，同比增长1.6%，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的基础上，首次迈上1.4万亿斤新台阶，进一步夯实了国家粮食安全根基，也为稳定全球粮食市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一场县域治理能力的大考，其核心在于将“安全基因”植入发展血脉。粮食安全不是孤立命题，需与产业升级、农民增收深度耦合。生态安全则需要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创造价值”，通过制度创新激活生态资源潜能，通过技术赋能提升环境治理效能。对于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而言，则要坚持事前预防性措施和事后帮扶相统一，提高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促进扶志与扶智结合、城市与乡村融合、防贫与治理整合，拓展监测帮扶机制的治理效能。唯有以系统思维打破条块分割，以制度创新激发多元共治，以技术革命推动质效变革，才能实现安全与发展的动态均衡，推动县域从“被动守线”向“主动创安”跃升，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
人是发展的原动力，“以人为本”也是发展的价值坐标。晋江等县域发展的经验中，秉持“产是第一支撑，城是第一平台，人是第一要素”理念，坚持“以产聚人兴城，以城留人促产”，大力促进产城人融合发展。2002年习在总结“晋江经验”时就前瞻性地提出晋江应努力在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互促共进、协调发展方面探索、创造新的经验。在“效率和公平”的前提下，中国的部分县域正逐渐摆脱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发展的问题，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结合起来，实现农村和城市“一样的生活品质，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统筹考虑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和城镇发展，是加快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2013年，习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要优化布局，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要坚持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机制”，为进一步谋划“产、城、人”深度融合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全面推进中国治理改革创新，“关键是要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习这“六个进一步”的治理改革要求，激发了政党、国家、市场、社会等主体的创新思维，搭建起“有力政党掌舵领航、有为政府破浪护航、有效市场扬帆竞发、有机社会聚力共治”的多元协同体系。
在中国的领导下，县级政府主动作为，成为中国式县域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政府行为在企业发展、引导产业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世界银行在一份以“变革世界中政府”为主题的报告中强调，“政府对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这种发展能否持续下去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追求集体目标上，政府对变革的影响、推动和调节方面的潜力是无可比拟的。当这种能力得到良好发挥，该国经济便蒸蒸日上”。县域营商环境取决于政府的作为，有为政府的关键在于破除市场壁垒、降低交易成本。只有找准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痛点难点，因势利导提供政策扶持，解决发展瓶颈，才能让县域各种生产要素充分涌动，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路径以特大城市为核心，例如孟买、圣保罗、墨西哥城等，这些城市因政策倾斜、地理优势或历史积累成为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中地。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极化—涓滴效应”学说认为，经济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存在极化效应，主要表现在随着经济发达区域的发展，欠发达区域的要素向经济发达区域流动，从而削弱了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能力，导致其经济发展恶化。因此，这种极化模式常伴随着贫民窟扩张、环境污染、公共服务不足等“城市病”。
新时代中国县域经济的发展证明，县域并不仅仅是被动接受中心城市辐射的“末梢单元”，通过激活内生动力、重构要素配置、深挖本土禀赋，县域能够突破地理层级与经济层级的双重制约，从“被动受体”跃升为“主动引擎”，作为非中心城市亦可通过内生动力形成独立增长极。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的扩张，更在于其通过构建特色产业链、完善要素市场体系、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形成了完整经济生态。县域不再仅仅是城市群的“附属品”，而是具有自主造血能力、独立价值创造能力的基础性经济单元，其发展路径从“依附性承接”转向“主体性建构”，在区域经济格局中开启从“边缘跟随”到“多极共生”的转变，为拉美、非洲等面临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非掠夺式城镇化”经验。
新时代县域经济学的生动实践还充分展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价值。浙江丽水市将满目青山转化为超过5000亿元的生态产品价值，让农民守着竹林也能实现收入十年连续增长。江苏如东县的海岸线上，风电机组与候鸟迁徙和谐共舞，演绎着“绿电生产—生态修复—民生改善”的三重奏。中国县域在新能源、生态补偿、低碳农业等领域的探索，为全球中小城镇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转型提供了技术与管理经验。通过统筹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应用绿色先进技术、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方式，县域经济发展能够在经济增长初期，就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绿水青山与共同富裕的协同。
县域经济是城乡融合的“牛鼻子”。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将中国社会的基层定义为乡土性的。聚村而居、终老是乡，县域传承着厚重的农耕文明，也寄托着浓郁的乡愁记忆。过去几十年，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从1949年的11%提高到2024年的67%。从人口普查数据看，2014年到2024年十年间县城和县级市城区常住人口增长超过30%，农民向县城集聚的现象比较普遍，县城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的重要载体。从“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转变的进程中，习鲜明指出，“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率先在县域内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这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增强城乡经济联系意义重大。
县域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车轮子”。近几年，县域经济发展亮点纷呈、话题不断，“千亿大县”扩容进阶，县域产业“繁花似锦”、县域消费“热辣滚烫”、县域旅游“实力出圈”……202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将“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独立成章，作出了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等决策部署。培育富民产业、激活消费潜力、健全共富机制，越来越多的好政策带动县域产业兴、活力显、生活美、百姓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列车高速向前，奔向全面振兴与共同富裕的新希望。
新华社技术局创新研发团队，运用基于大模型的语义检索、语义相关性判定等技术，检索筛选了公开资料中习有关县域治理、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共13余万字，并对2012年以来的数据进行了内容分析和词频统计，为课题组深入研究关于县域经济的重要论述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新华社多个部门、分社的编辑记者，刘丽娜、王劲玉、董小红、闵尊涛、董雪、陈融雪等在实地调研、专家采访和报告修改过程中也提供了很多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